自然選擇有方向,但有限族群中的演化並不是確定性的。
一個能提高預期繁殖成功率的新等位基因,仍可能在最初數代便消失;一個在當地環境有利的基因,可能因持續遷入而長期維持在低頻;族群數量可以在瓶頸後恢復,但遺傳多樣性仍然不足。這些現象不是附加在確定性理論上的少數例外,而是抽樣本身帶來的結果。
本研究以二倍體 Wright–Fisher 模型,把遺傳漂變、選擇、遷移和瓶頸放進同一組可重現的合成實驗。目的不是推斷任何真實物種的歷史,而是分辨哪些定性結論由模型直接支持,哪些必須依靠實證資料。
模型從拷貝數開始,而不只是百分比
設二倍體族群大小為 (N)。若等位基因 (A) 在第 (t) 代的頻率為 (p_t),繁殖前便有 (2Np_t) 個拷貝。採用基因型無顯隱性的選擇係數 (s),選擇後的預期頻率為
下一代不是直接取預期值,而是經過抽樣:
二項抽樣就是漂變的來源,其條件變異數為
當 (N) 增大,逐代波動會縮小;但只要族群有限,波動便不會完全消失。在沒有突變和遷移時,(p=0) 與 (p=1) 都是吸收狀態,一條軌跡最終會以基因消失或固定結束。
這也說明「有利突變的選擇係數為 (0.05)」仍是不完整的描述。初始頻率同樣重要。本實驗每次固定模擬都只由一個新拷貝開始:
較大的族群降低每代漂變,但亦令單一拷貝佔族群的初始比例更小。
選擇改變勝算,而不是保證命運
固定機率實驗使用五個族群大小和六個選擇係數,每組參數進行 2,500 次獨立模擬。在中性情況下,單一拷貝的固定機率理應是 (1/(2N))。模擬結果與此基準接近:當 (N=20)、100 和 500 時,估計值分別為 (0.0248)、(0.0056) 和 (0.0008),理論值則為 (0.025)、(0.005) 和 (0.001)。
在 (s=0.05) 時,當 (N) 由 20 增至 500,固定機率依次為 (0.0952)、(0.1016)、(0.0868)、(0.0924) 和 (0.0992)。這種近似穩定的水平符合「選擇較強而新拷貝罕見」的區域:選擇抵消了初始頻率下降的部分影響,卻沒有令固定成為大概率事件。
因此,實際教訓不只是「小族群漂變較強」。即使一個有利基因的預期軌跡向上,它由單一拷貝開始時仍很可能早期消失。若只報告確定性遞推式,便會掩蓋大部分模擬真正發生的事件。
遷移可以抵消局部適應
兩個亞族群的模型先進行遷移,再進行選擇和抽樣。若對稱遷移比例為 (m),則
之後,兩個棲地施加方向相反的選擇。問題便變成:當遷入者不斷帶來另一種等位基因時,當地有利基因能否維持差異?
這不是一個普遍「好基因」與隨機雜訊的比賽,因為適合度取決於環境。較弱遷移可以補充變異並減少局部消失;較強遷移則可能令兩地同質化,削弱分歧選擇的效果。真正重要的不是單獨看 (m) 或 (s),而是比較它們相對於漂變及彼此的尺度。
合成結果支持一個權衡關係,而不是一條通用遷移門檻。若應用到真實族群,還需要有效族群大小、具方向性的遷移、顯性、連鎖位點,以及基因型抽樣的觀察模型。
族群數量恢復後,瓶頸仍會被記住
預期雜合度
衡量位點內的遺傳多樣性。在中性 Wright–Fisher 漂變下,
模擬先以每個族群大小 8,000 個獨立位點檢查這條衰減律,再把 (N=500) 的族群暫時縮小至 (N_b) 十代,之後立即把族群數量恢復至 500。
在第 180 代,沒有瓶頸時的平均雜合度約為 (0.417);瓶頸降至 (N_b=10) 後只有 (0.252)。若瓶頸為 (N_b=25) 和 50,終值分別約為 (0.345) 和 (0.381)。
這個結果把兩種狀態變數清楚分開。模型可以命令族群數量在一代內回升,但等位基因多樣性不能在沒有突變、遷移或保留變異的情況下復原。人口學復甦與遺傳復甦是兩個不同的命題。
計算驗證了甚麼
完整運算包括五乘六的固定機率網格、中性多樣性檢查、遷移實驗和瓶頸實驗。每個固定機率格點使用 2,500 次模擬;中性驗證使用 8,000 個位點;每組遷移參數使用 1,800 次模擬;每個瓶頸情境使用 10,000 個位點。六項單元測試和輸出清單檢查均通過。
這些檢查支持程式正確實現所述模型,卻不等於模型已適用於某個真實物種。實驗沒有包括突變、顯性、世代重疊、連鎖、瓶頸以外的族群大小變化,以及 (N_e) 的估計不確定性;各位點亦被視為獨立。
下一步因此不只是把模擬再放大。一個更強的研究會加入觀察層,檢驗有限時間序列或基因組樣本能否識別 (N_e)、(s) 與 (m) 的組合,再在後驗不確定性下比較保育政策。
結語
自然選擇提供方向,漂變則提供一組可能的歷史分佈;遷移把空間上的歷史互相連結,瓶頸則刪去日後單靠數量增長無法自動恢復的選項。
本模型最重要的結果並非某一個固定機率,而是一套解讀紀律:把預期變化與實際軌跡、族群數量與遺傳多樣性、程式驗證與實證驗證清楚分開。
參考文獻
- Wright, S. (1931). Evolution in Mendelian populations. Genetics, 16(2), 97–159. https://doi.org/10.1093/genetics/16.2.97
- Kimura, M. (1962). On the probability of fixation of mutant genes in a population. Genetics, 47(6), 713–719. https://doi.org/10.1093/genetics/47.6.713
- Shafiey, H., & Waxman, D. (2017). Exact results for the probability and stochastic dynamics of fixation in the Wright–Fisher model.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, 430, 64–77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jtbi.2017.06.026
- Whitlock, M. C. (2003). Fixation probability and time in subdivided populations. Genetics, 164(2), 767–779. https://doi.org/10.1093/genetics/164.2.767
- Nei, M., Maruyama, T., & Chakraborty, R. (1975). The bottleneck effect and genetic variability in populations. Evolution, 29(1), 1–10. https://doi.org/10.1111/j.1558-5646.1975.tb00807.x